我在起点公众版发布《关东老人》作品中，借白兰之口说过这样一段话：“爷爷说，村里没这么个人也不行，有些人家的老娘们也不自觉，就老洋炮能降伏她们。我先前是看不上计划生育的，总琢磨是**老糊涂了。现如今，**已经死了好些年了，我反倒觉得她活着时从来就没糊涂过。咱这西南岔，和西南岔十里八村的穷户，都是孩子多的人家，孩子少的人家就富裕。可见这计划生育还是要抓的，老洋炮这样的人还得有。”

    这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我写这段话是为了说明爷爷生育观念有了根本的转变。老姑、大哥和小弟看过这段文字后，都说这段话有误，不符合爷爷的观念，也不符合事实。现如今我自己看来，也觉得很有必要补正。

    事实上，爷爷在很多人面前，不止一次地说过：“过日子不就是过人吗！”在我的记忆中，这话就至少听爷爷说过四次。

    第一次听爷爷讲“过日子不就是过人吗”，是在文革之初。

    那时，我和大哥先后从北京串联回家后，县城内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在打保县委书记、县长和我爸爸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之后，又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一派抢了县武装部的枪，另一派抢了住军部队的枪，拉开“文攻武卫”的架势。我和大哥当时同属一个红卫兵团，也配给我一杆大枪。但不久由于我受一个比我大两个年几级的红卫兵大哥哥的唆使，用火柴点着了另一派教室里的大字报，就跑了。多亏来人救的及时，才避免了一场火灾。但没避免我蹲了一个星期的拘留所。经我所在的红卫兵团用大广播喇叭的不间断的抗议，才把我放了出来，又接过了大枪。大哥说我年纪小，还没枪高。便以一派红卫兵总部负责人的身份，缴了我的枪，命令我别再回学校，到西南岔爷爷家呆一段时间再说。妈妈也认为这样好，还建议大哥也去爷爷家。大哥说他不能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把我送上去西南岔客车，他就回了学校。

    我到西南岔爷爷家那天，外国孙刚挨批斗游街没几天。晚上，外国孙又去了爷爷家，看那精神状态也不像刚挨过批斗游街。他和爷爷两人又说有笑地唠嗑。唠着唠着就唠到了他挨批斗游街的可笑事情上。当外国孙戏说道“我挂的‘右派分子外国孙’那纸牌子七个大字。还是这个右派我本人写上去的。”爷爷就笑着问他：

    “你先前在当大学先生时，是咋当得右派呀？”

    外国孙的脸色即刻变得难看起来，他叹了一口气：“说起来也真不值得啊！就是因为北京大学马寅初先生提出计划生育主张，我写文章表示支持。还在辩论会上赞同他的计划生育主张。后来，马老先生的主张被**给批评了，他被打成右派，我也就成了右派。”

    爷爷问：“啥是计划生育？”

    外国孙解释说：“就是节制生育，实行普遍避孕，少生孩。”

    “少生孩子。你还赞成？”爷爷很吃惊地说，“这过日子不就是过人吗。自古谁家娶媳妇不是为了生孩子？”

    外国孙辩解说：“人们的小家多生几个孩子，国家人口每年增多百分之二十，三十年后国家的人口多的不得了。”

    爷爷不以为然地反驳说：“国家人口多还不是好事？再多也在各家各户养着。”

    外国孙说：“各家各户合起来就是国家。国家早晚会承受不了，所以要及早计划生育，少生孩子。”

    爷爷不解地问：“小两口天天睡一个被窝，咋个少生法？”

    外国孙认真地说：“采取避孕措施。计划外怀了孕，就刮宫作人流，把孩子打掉。”

    爷爷也认真地说：“打掉孩子。这不是在作孽吗？连这样的先生你还抬举他，我看你当右派也没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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