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岔由初级社升为高级社那年，村里来了一位姓孙的新会计。

    孙会计原是长春一所大学里的讲师，因赞赏一位姓马的大学教授新人口理论，发表右倾言论，被划为右派，举家下放到西南岔落户。大学讲师成为村农业社会计，这在今天也可谓学历够高了。

    孙会计是埋在西南山下那老抗联的姑爷，他自小在城市长大，刚到西南岔就闹了不少笑话。第一次听到毛驴的叫声，竟惊奇地问爷爷：“是什么在响？”爷爷告诉他：“是毛驴在叫。”孙会计似乎想起了黔驴技穷成语，叹道：“难怪毛驴到黔中后，先用叫声吓跑了老虎，老虎试探几次才敢吃掉它，原来它的叫声竟如此惊天动地！”

    马老板子套一头大黄公牛拉车，孙会计看到公牛两腿后的大卵子，就感慨地说：“原来奶牛也能拉车啊？”马老板子笑嘻嘻地说：“你用手撸两下，保不准能撸出奶来！”爷爷憋着笑告诉孙会计：“你别信他胡说八道。那是头干活的牤牛。奶牛的毛不是黄色的，是有黑白花纹的那种。”孙会计不好意思挠挠头，感慨道：“原来如此呀！我不知之事竟如此之多？真是学无止境呀！”爷爷开导他：“别着急，咱乡下这点破事，呆久了啥都知道了。”

    西南岔的村民，严格遵循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对过春节万分重视，称只之为过大年。过大年既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敞敞亮亮，通通快快。但对元旦没有兴趣，还不及农历“二月二”和“六月六”重要，更不能同元宵、端午、中秋等大节相比。他们称元旦为“洋历年”，同“洋炮”、“洋火”、“洋油”、“洋蜡”一样。是从外国进口来的，城里人不劳而获、崇洋媚外，才学外国人过洋历年。乡下人土里刨士食、自力更生，大可不必过洋历年。这年，孙会计家按城里的习俗过元旦包顿饺子，受到村民的耻笑，孙会记很快得个绰号“外国孙”。孙会记感到人言可畏，想入乡随俗，第二年过元旦没再包饺子，村民们背地里仍然叫他外国孙。久而久之。有人还当面直呼，弄得他哭笑不得，只好默认。

    正像爷爷所说的那样，外国孙在西南岔呆久了，乡下这点破事，啥都知道了，也啥都懂了。他说话也不在之乎者也了，经常学爷爷说俗话、粗话，敢与马老板子等辈对侃脏话。

    一晃。外国孙来西南岔已有十个年头，他从大学讲师变为孙会计，再从孙会计变成外国孙，期间经历的苦辣酸甜。都能忍受过来。但他骨子里毕竟还有知识分子的儒雅和自尊。因此，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也席卷到山村西南岔，这日中午，队长姜大牙告诉他。明天晚上要召开贫下中农大会批斗他时，外国孙先是蒙了，继而又绝望了。

    这天下午。他躺在炕上，想了许多。

    外国孙原以为，这后半生将和老婆孩子在西南岔这偏僻山村，像陶渊明那样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隐居生活，而且又如刘禹锡那样“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可如今，这境界没来，这晚上他甚至想到用自杀来应对明日的批斗耻辱。但他没有勇气，他想到了妻子女儿在他离世后将面临的悲惨处境、、、、、、

    已经到了晚上，外国孙不敢再往下想了。妻子和女儿叫他吃饭，他借口不饿，偷偷溜出自家的院门，来到爷爷家。

    爷爷刚从县城我家回来两天，此刻正在吃晚饭，桌上有一盒我妈妈给带回来的猪肉罐头，还有一小壶烧酒。见外国孙进屋，忙招呼他上炕：“正好，我平日里也不喝酒，今日高兴，咱爷俩喝一盅。”说着，另取酒盅给外国孙斟满。外国孙也不搭话，脱鞋上炕端起酒盅就喝了一大口，才开口问爷爷：“您老有啥喜事，这样高兴？”

    爷爷说：“是有喜事，在县城让红卫兵给戴了高帽！”

    外国孙一愣：“戴高帽还是喜事？”

    爷爷笑道：“你想啊，红卫兵连县太爷都敢给戴高帽，能给我戴，不是在抬举我吗，这还不算喜事？”

    原来，这次爷爷进县城在街上看忠字舞，边看还边不由自主地伸胳臂比划，被一个红卫兵发现，非拉爷爷进跳舞的队伍一起跳。爷爷无奈就跟着胡乱跳了几下，逗惹的围观的人群中发出阵阵哄笑。当爷爷醒悟到是在出丑后，才赶紧溜出跳舞的队伍，回家来。刚到在我家院门前，有看到院墙上的大字块，就高声朗读起来：“打倒阻碍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吉周……”当爷爷弄明白大字块上的内容是要打倒我爸爸，脸色突变，上前就扯下两张，骂道：“这是哪个兔羔子贴的？”

    骂声惊动了几个正蹲在地上弹玻璃球的小学生，他们都站起来，其中一个大点的手中捏着没弹出的玻璃球，瞪着圆圆的小眼睛审视着爷爷，严厉地质问：“你这老头啥成成分？为什么撕大字报？”

    爷爷见是几个刚缝起开裆裤的毛孩子，而且同自己一样，连大字报、大字块都分不清，就嘟哝一句，“贴在我家院墙上就不行！”便不再理睬他们，继续往下扯。

    爷爷那里知道，这些毛孩子小瞧不得，他们都是红小兵，大起来和红卫兵一样。他们对红卫兵大哥哥、大姐姐贴的大字报、大字块有本能的保护职责。其中最小的一个见爷爷不听劝阻，便一针见血地指出：“红卫兵贴大字报是革命的行动，谁撕谁就是反革命！”那个大一点的冲同伴把小手一挥：“别跟这老头罗嗦。走，我们找红卫兵去！”

    爷爷手没停，眼没抬，却随口冒出一句让人听而生畏的话：

    “红卫兵多个**？我家还有两三个哪！”

    这话可惹来麻烦。那几个本打算去找红卫兵的孩子，听见爷爷骂他们的崇拜者，立即都折转身，迅速从衣兜里掏出红小兵袖章，套在各自的胳臂上。然后又一窝蜂样叮过来扯衣服拽裤子，搂胳臂抱大腿，把爷爷按坐在地上。有两个跳皮筋的小女孩也前来助战，拣起爷爷撕下的大字块，灵巧地做成一个尖尖的高帽，用老王太太跑着送来的浆糊粘好，七手八脚地扣在爷爷头上，举着小拳头高喊：“打倒反革命老头！”

    老王太太也跟着喊，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若不是有两个孩子的家长赶来解围，若不是过路的几个红卫兵正忙着准备进北京串联。若不是老王太太怕自家的饭锅烧干，事态的发展将会更加严峻。轻则爷爷也得挨斗游街，重则坐牢也是完全可能的。那个时代就那样，撕**的画像就可能被判刑十年，骂一句**就可能成为反革命被枪毙。爷爷不仅撕了**最宠爱的红卫兵的大字报，还骂“红卫兵多个**”，其后果可想而知。

    爸爸来家后，没容分说，对爷爷又是一顿严厉的批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给红卫兵的权利，连我的办公都贴满了大字报，谁敢撕？你以后还是别再给我惹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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