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女娲计划的实施，一道道撤退命令陆续下达到前线各部队，让在金山抵抗第10军登陆、在大场等地与日军鏖战的前线将士极度不满，尤其是那些仍坚持在苏州河以南上海城区作战的部队。

    在老蒋同志的三令五申下，他们撤出上海时甚至感觉自己是民族的罪人，根本无颜面对这些一直支持他们抗战的上海市民，当这些部队撤离时，官兵们都是低着头看着前一个人的脚走路的，他们根本不敢抬头，他们觉得没有脸去看街道两旁的父老乡亲。

    僵持许久的上海会战，由于日军第10军的登陆而很快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队迅速而稳健的后撤，10月23日，日军完全占领上海，对这一结果，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很得意，下面的几个师团长也很得意。

    在薛岳暗中策划，为日军准备庞大的口袋阵时，日军的战略是什么呢？如果第10军不进攻南京，那中**队的一切精心准备都是白费心血。

    事实上，如果按照日本大本营的战略计划，女娲计划是非常有可能落空的。

    此时的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和参谋本部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并没有马上进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思想准备。

    之前在上海的鏖战，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伤亡数字在5万人以上，远远超出了东京的想象，军部才不得不勉强从四处调集3个师团和1个支队组成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以配合上海派遣军攻占上海。

    （抗战初期，单就军队数量来说，日军的绝对数量不算少但远远不够用，其要分兵守卫台湾，朝鲜，东北和其国内，它的优势是其有完整的动员和预备役体系，但日军并没有总动员，而且组建新的部队毕竟需要时间，此时日军的兵力也是很紧张的）

    10月25日，日本参谋次长多田骏飞抵上海，多田骏向松井石根递送了盖有国玺和各大臣印章的大本营敕令:任命松井石根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下辖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

    命令还写着：待部队休整结束，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再进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的军事行动。

    第二天，松井石根召开了华中方面军的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师团长以上的高级军官。坐在松井石根左边的是继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皇叔朝香宫鸠彦王，是中将军衔。坐在松井石根右边的是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他善于研究军事理论的进攻战略，被日本军界称之为进攻战略家。

    这3个人是在座的众人中地位最高的人，他们年龄出身各不相同，但有个显著的共同点，都是被重新起用的预备役将领，仕途生涯坎坷，尝够了被贬无权的苦头。

    如柳川平助中将曾担任旅团长、师团长和日本陆军大学校长等职，但在1936年“二二六兵变”中和山下奉文一起，力挺皇道派士兵哗变反对裕仁天皇的活动，由陆军大学校长贬为预备役，这次进攻上海，由于缺乏指挥员，他才被重新复出使用。

    因此他们更知道珍惜这个机会，有更大的野心，手段更残忍。他们一心想再建功勋，成为大器晚成的日本军事家，迫切渴望立下足够的功勋来巩固现在来之不易的权势。

    在本心上，这3个人都是希望立即进攻南京的，不打仗哪来的功劳啊。柳川平助更认为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在上海已消耗得差不多了，南京北面是滚滚长江，背水之战是不易取胜的，如果蒋介石是军事家，或者稍有军事常识，他就不会固守南京。

    可是日军大本营的命令却束缚住了他们的手脚，在占领上海后，日本军部就向松井石根和柳川平助发出一道命令：“扫荡上海附近之敌，追击战线为苏州、嘉兴以东。”而10月25日多田骏带来的大本营命令，则明确了不立即发动南京攻略。

    改变一切的是日本人的一项传统，日本军队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它等级森严，下级对上级绝对地服从；同时，以下抗上的事情也屡有发生，下克上是日本这个古怪民族特有的一项传统，是有其悠远历史渊源的。

    在华中方面军的作战会议后，柳川平助的第10军，实际上根本没有遵守日本军部停止前进的命令。他们当中狂热的青年军官认为：刚踏上中国国土即停止作战，是件让士兵们无法接受的事。

    在这种背景下，10月27日，柳川平助中将临时召开了军团扩大会议，中队长一级的下级指挥官破例被允许参加会议。

    在会议上，长谷川正宪、奥保夫、野口胜之助、国崎登等年轻军官提议：撇开上海方面的日军，第10军独自向南京方向追击。

    这无疑是一个疯狂而冒险的计划。因为，第10军最初的使命是配合松井石根的上海派遣军作战，合围由上海败退下来的中**队。而长途奔袭南京，无论是粮食还是弹药，都没有保障。

    但这些忧虑，在1937年的那个秋日被狂热的第10军的年轻军官们省略了：“粮食不足就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

    第10军的抗命是有理论基础的，也符合日军的战术思想。日军历来突出强调进攻，到1937年，日军把明治建军以来一直强调的进攻精神和“攻势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使其“只有进攻才能消灭敌人，取得胜利”和“进攻是摧毁敌战斗力的唯一手段”的理论更加系统化、具体化了。

    《作战要务令》、《统帅纲领》、《战斗纲要》等日军条令、教范在对进攻的论述中，尽管都认为，采取攻还是防，主要根据任务来决定。

    但是日军参谋本部和教育总监部在其《关于拟定作战要务令的说明》中明确指出，日军的攻势意志应彻底的“信念化”，因而要求在即使敌人的兵力明显处于优势的情况下，也应尽一切手段，断然采取进攻行动。“情况迫不得已需要防御时，也要抓住战机，果敢地进攻，给敌以决定性打击。”实际上是把进攻行动绝对化，把进攻作为至高无上的行动。

    日军进攻至上的思想和理论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的国力虚弱，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都比不上主要假想敌苏联，因此，日本军界认为，必须以高度的训练、高超的指挥艺术以及为国捐躯的精神来弥补兵力和装备之不足。

    为此，对军队更加强调精神教育，而另一方面却日益轻视物质的作用和威力，当时参与编纂日军条令、条例和教范的人，都受到“积极的攻势”、“进攻精神”的长期教育和熏陶，他们坚信“进攻和攻势绝对有利”。

    他们从日俄战争中总结出的经验是：精神力和肉搏也能战胜强敌；物质战斗力不足是日本的宿命，不可改变。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