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湾公社在党委的领导下，化悲痛为力量，臂缠黑纱，含悲吞泣，忙完了“三秋”，又开始了银河湾大坝工程。屈龙仍分在东片指挥部。10月下旬，屈龙渴望的已久的“郑州大学新闻系”录取通知书，终于通过县委宣传部转来了。

    当屈龙到县委宣传部取通知时，宣传部的同志对他说：“回去遇到什么问题来找我们。”屈龙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便兴冲冲地拿着通知回到银河湾。

    屈龙拿着红底金字的录取通知书到行政秘书田溜那儿开户口、粮食关系证明。田溜冷笑着说：“你先拿着，等党委研究了再说！”

    屈龙说：“那通知先放你这儿，办时通知我一声。通知上说，三天后要到学校报到，你们要快一点！”

    田溜不要通知，屈龙硬塞给田溜。田溜把通知扔进了抽屉。屈龙想以此表示对田溜的信任。

    屈龙想回东片指挥部，走了一会儿，才醒悟通知不能留在田溜那儿。当他回去对田溜说：“通知书让我再看一下。”田溜取出来给了屈龙。

    屈龙说：“通知书应该我拿着！”想把通知书拿走。田溜却大发脾气：“你骗取通知书，谁敢给你办手续，我就到上级告他！”屈龙只得又把通知书交给了田溜。田溜对屈龙恶狠狠地说：“你过去对我怎样，现在可用到我了。”

    屈龙莫名其妙地问：“我过去哪些地方对不住你，请你直说，你可不能公报私仇啊！”

    田溜说：“你们威风的时代过去了！”田溜撞入正在开着党委会的会场大喊：“今后不通知我，谁敢给“四人帮”帮派人物屈龙办入学手续，我给谁没完！”全场愕然，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吭声。

    屈龙尽管在特殊时期的风浪中起伏了十年，但他是抱着一种对党、对毛主席、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干革命的。他对党组织的信任超过了对一些人的警惕。他太年轻，太单纯，，太幼稚了。它还不了解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学习过党史，但对党内的路线斗争还没有切身感受，还没有成为他思想的一部分，还没有转化成他的能力和智慧。在这方面，他愚蠢的可笑。

    屈龙出生在解放家乡的炮火中，是在党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父亲牺牲后，各级政府和学校都对他以烈士子女的身份给以特殊的照顾和关怀。屈龙一直认为自己出身贫农，烈士后代，在学校一直是三好学生，团、队干部，比别人要高上一等。尽管有些人对他有些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从内心相信党，相信组织。既然各级组织已批准他上大学，大学又下了通知，即便田溜阻挠，党委会也不会同意的。他照常做工作，等待党委研究的结果。上大学的人一批批地走了，屈龙入学的时间早已过了，但还没音讯。屈龙去找党委秘书丁庸。丁庸说：“你在等一等！”屈龙找程高山书记，程高山说：“你要认真写一份检查，检查一下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屈龙按程高山的话，认真检查了一下自己几年来的工作，把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情都写了出来，认真的做了自我批评。检查交上去很长时间了仍无音讯。他又去找程书记，程高山叫他主抓推荐工作的副书记孙志倍。孙志倍皮笑肉不笑地说：“屈龙同志，到那儿不是工作，难道非上大学不可！”屈龙一听，方才明白，他已被一些人挡在了大学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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