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到最后，重重地用拳头敲在长案上，这张老旧的东西发出痛苦的呻吟，桌上的水杯回响着一种细微的蜂鸣声。

    白崇禧将军说完，按照3个人事先商议的一番计划，薛岳就成为了会议的主角，他没有说什么对新部下的客套话，直接开始下达了一系列军令。

    他命令21集团军的胡宗南1军等部队将防线后撤10－30公里；如果日军进攻，防守天王寺的陶峙岳第8师等部队也放弃抵抗后撤；各部队的一个首要任务是注意保密，既要防日军飞机侦察，更要防汉奸泄密，出了此门，任何人都不可以对其他人说到女娲计划的只言片语，如有泄漏军法从事......。

    “司令官，这是不是有点小心过了头？”这些命令引起了将领们的窃窃私语，在薛岳示意下面提问时，第1师师长李铁军最先起立说道。

    薛岳看有这个想法的将领不在少数，他的目的其实就已经达到了，他是故意制造这种气氛的，早有准备的他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给大家讲了2个成语：

    “《战国策.秦策五》诗云：‘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说，一个人要走一百里路的话，走了九十里才到路程的一半。事情越到最后关头，越困难！越不能放松！”

    “还有一个成语叫‘狗急跳墙’。意思是说，别把人逼急了，因为把狗逼的没有路可走了，它也会跳墙逃跑，何况人。”

    他顿了一下又补充道：“日本狗也不例外，同样会跳墙的啊～”，这句一语双关的话立即引起了哄堂大笑。

    他站了起来，指着挂在墙壁上的军事地图继续说道：“现在的战场局势，我们不仅不能放松大意，反而要更加小心谨慎，柳川平助的第10军仍然随时会有意外发生，第一、第10军停止前进，在广德收缩，第二、日军全军进攻宜兴，第三、日军掉头向回走。无论哪一种情况发生，都会对我们的女娲作战计划带来不利影响。”

    “我军最大的优势是可以由浙南出击的部队切断日军补给线，但是，日军第10军包括3个师团又一个旅团，总兵力达到8万多人，这么大的狗不是轻易就能杀来做下酒菜的，要小心杀狗不成，还让狗挣开绳子跑了，甚至反咬了主人一口。”

    “女娲作战计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歼灭日军，现在还没有到我们关门打狗的最好时机，必须想尽一切方法做出一切牺牲，继续引诱第10军靠近南京，其越靠近南京我们成功歼灭之的机会就越大。

    所以我军还要继续示之以弱，在座的19集团军和21集团军的各位主官都要切记这一点，谁现在都不能去逞个人英雄主义使敌人警觉。”

    “不仅如此，为了顺利杀狗，南京警备部队还要在南京进行防御作战，继续消耗第10军的实力，将敌人拖得精疲力竭时才会发动全面反击。”

    “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现在走的还远远没有到九十里呢，充其量说是50里，各位一定要戒骄戒躁。”

    “当然，战场形势千变万化，不排除我们提前行动的可能。但是，没有新的命令下达前，在座各位都要掌控好部队，必须做到屡战屡败。

    最后，我强调一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即使你们接到其它命令，无论是第三战区还是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也必须先和我请示经过我同意后才能执行。

    咱们有言在先，哪个人把我的话当耳边风，把日本狗吓跑了，让大家都没得吃了，我就拿你来当下酒菜，这可不是开玩笑，我说到做到，白长官和廖上将就是我请来的证人。”

    听完薛岳的这番话，还有白崇禧将军和21集团军司令廖磊上将在旁边的配合，在座将领深深认识到了第三战区执行女娲计划的决心，这是要彻底全歼日军的第10军。

    这么大的一个手笔，如果谁捅了漏子，那绝对是吃不了兜着走，再也没有任何人敢掉以轻心。

    （老蒋同志是个一流政治家，但军事上就不敢恭维了，比如他喜欢瞎指挥是众人皆知的，《李宗仁回忆录》是这样描述的，**一个重大的缺点，便是蒋先生越级亲自指挥。他喜欢坐在统帅部里，直接以电话指挥前方作战，最致命的是他不仅是指挥战役指挥官，还经常直接指挥前线部队。

    抗战时，他常常直接指挥最前线的师长，抗战后对共军作战，他竟然连团长也指挥起来。他指挥的方法是直接挂电话，或直接打电报，故战区司令长官甚至集团军总司令和军长都不知其事。有时一军一师忽然离开防地，而前线最高指挥官还不知其事。但是蒋先生的判断既不正确，主张又不坚定。往往军队调到一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益发使前线紊乱。蒋先生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在是因为他未作过中、下级军官，无战场上的实际经验，只是坐在高级指挥部里，全凭一时心血来潮，揣测行事，指挥系统就乱了。

    抗战初期，战场上表现最坏的要算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刘氏在河北溃败时，曾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但是不久，蒋先生又重用刘峙。据说，某次蒋夫人曾向委员长进言说：“外边闲话很多，刘峙恐怕不能再指挥作战罢？”

    蒋先生说：“刘峙指挥作战是不行，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从？！”结果还是用了。

    蒋先生所喜欢的便是象刘峙那样“绝对服从”，自己毫无主张的庸才，因此，**战绩也就不易表现了。

    长沙三次会战时，薛岳本打得很好，不图在作战正紧张时，蒋先生一个电话把军队调乱，薛岳一时无法补救，被打得踉踉大败，失了长沙。薛伯陵一气，不听统帅部撤往湘西的命令，竟把部队撤到江西去了。后来薛岳几乎为此受处罚！

    有人问薛岳，为何要到江西去。薛说：“跑远一点，他（指委员长）电话便打不通了！”这是抗战期间，高级将领尽人皆知的趣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终我六年之任，委员长从未直接指挥过我五战区的部队。我原知道蒋先生有这项脾气，所以当二十六年十月蒋先生任我为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我便笑着向他说：“委员长，我很感激你这样看重我，使我负这样重要的职务。不过古代战略家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希望你不要打电话直接指挥五战区的部队啊！”

    蒋先生也笑笑说：“五战区我不打电话，对你我放心得过，放心得过。”他果然能守此诺言，始终未打过电话。

    我在徐州时，蒋先生曾为别的事，和我通过两次电话。他那口宁波腔，当面谈话还可勉强懂得，在长途电话里，我就有一大半不懂了。我听得很吃力，蒋先生也觉得很苦，以后他连这类电话也少打了。老实说，我在五战区能打几次小胜仗，未受委员长直接指挥亦不无关系。注:如台儿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