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个伟大朝代定都的位置也可以看出游牧草原、游牧精神和性格的的伟大潜在的作用和影响。一个王朝的首都是这个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一个王朝的性格中心。汉唐元明四个朝代的首都都定在农耕与游牧交界和接近的地方，汉唐的首都是长安，是靠近西北游牧区的农耕区；元清的首都在北京，靠近北方草原。这说明强悍朝代的首都都是靠近强悍的土地的。北京与汉唐时期的长安都处于民风比较强悍的北方，所不同的是：北京不处于中华农耕文明的中原腹地，也远离中华农耕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而靠近中华民族的祖母——大草原。北京是金、辽、蒙古和满清三个强悍游牧民族长期定都的地方，主要是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中华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中心。在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的盛期，北京曾成为“世界之都”，这是中国5000历史中唯一成为世界之都的城市。而且北京又比长安更接近大海，建都北京有利于中华民族继承游牧精神，并向海洋开放和发展，再获得海洋“游牧精神”。中国的首都最终能定在北京依然要归功于中华游牧民族，特别是蒙古族和女真族；定都北京也表明炎黄子孙在民族潜意识的深处对游牧精神的崇敬和向往。

    此外，中国最杰出的女政治家也都出在汉唐元清这四个开拓向上的朝代，如汉唐的吕后、武则天，满清的蒙古族女杰孝庄皇太后。这三位伟大的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是缠足小脚女人。缠足是中国汉族最大恶习之一，缠足也恰恰开始于在汉唐以后农耕和儒家势力最盛、而民族性格最弱的南唐和宋代。没有狼性格，华夏妇女在生理和心理上就会被紧紧束缚；没有狼性格，中国就不会产生杰出的女政治家，妇女和整个社会最终也不会获得真正的解放。

    辽阔的国土，尤其是西北广袤的国土是中华文明的屏障。从整体上看，中华游牧民族对中国国土的贡献要大大超过汉族，蒙古族和满族的贡献尤为重大。而满族则是中国国土的关键性的确定者。后来，到民国时期，汉人政权又丢掉了辽阔的外蒙古。1946年1 月，定都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承认外**立。

    其次，满族的清朝除了对中国国土的巨大贡献外，又再次给华夏整个民族强悍的、更长时期的输血。中华民族的人文祖先炎黄二帝是游牧人，中华民族出身于游牧民族，血管里曾经流淌的是强悍的狼性血液，后来经过游牧民族一次次地强大输血，尤其是蒙古族近一个世纪的输血，特别是满族的最后的两个半世纪的输血，还是使中华民族得以保土保文保种坚持到近代。现在，中华民族仍有不少自身的和游牧民族输入的狼性血液，再加上从西方输入的先进文明和生产方式，这些就是中国复兴的资源。清末以后，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持久反帝反封的强悍民族精神，就是来源于游牧炎黄的血液遗产和游牧民族的不断输血。

    满清入主中华给五千年的中国古代史划了个句号。中国的古代史从游牧的炎黄族开始到游牧的女真族结束，从游牧到游牧，这决非偶然，而是中国特殊的环境和两种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农耕文明这条支流，总算通过游牧民族的一次又一次的输血作用，才把它又重新拧回到世界文明的主航道里来。这个“轮回”深刻说明了一个普遍真理：文明是流，而强悍的民族性格是源。没有强悍性格的民族虽然可以创造文明，但是常常连自己的民族都保不住，就更谈不上保住和延续文明了。世界和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大多进了历史博物馆，但是游牧民族及其后代的狼一样勇猛进取的游牧精神和性格却仍保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可以把一个又一个的古老文明送进博物馆，还可以雄心勃勃地创造一个又一个新文明。

    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决定民族命运。说到底，世界文明的竞争，最根本的还是民族国民性格的竞争。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是建立在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础之上的。华夏民族要赶超西方就必须在改变农耕民族存在和农耕民族性格上痛下功夫。

    我总算用游牧民族的狼图腾的这把梳子，把中国史家用儒家精神故意弄乱的历史重新梳通了。吃透以狼图腾为核心的中国游牧精神，以及它对华夏不断输血的历史，就可以弄清几千年来世界上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也可以知道中国未来能否腾飞的奥秘究竟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