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再一次强大的民族性格上的输血。这可以从四方面来看：其一，蒙古民族入主华夏，带来蒙古草原强悍的游牧精神和民风：摔跤搏击，骑马射箭，赛马围猎，宰牛杀羊，狂歌豪饮，大脚妇女，抛头露面等等，将北宋南宋华夏民族的文弱萎靡，裹足不前的汉风为之一扫；其二，虽然忽必烈等部分蒙古上层已经深受儒家精神熏陶，但是广大蒙古官员军民草原性格不变，这就大大冲击了儒家的势力和影响，使华夏民族从严密的宋朝理学精神控制下得到部分解放；其三，统治民族总是将自己民族的性格、风俗、习惯强加到被统治民族身上。而统治民族的性格、作风和习惯又是被统治民族的模仿对象。这种上下两方面灌输和模仿，就是民族性格的“输血”和“受血”。此外，民族之间的通婚混血日益增多，进一步增强了华夏民族的血性和性格；其四，由于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草原民族建立的统治全中国的大朝代，人数稀少的游牧民族第一次打败了世界上人口最庞大的整个汉民族，并统治整个华夏，这对一向骄傲自大，藐视四夷的汉族刺激极大。因而，汉民族也深深为自己民族的软弱性格和失败而感到羞愧，从而激发了华夏优秀儿女学习蒙古民族的强悍性格的自觉行动。

    所以我认为，元朝的这次蒙古民族对汉族的输血是非常强悍有效的。近一个世纪的民族影响和输血，再一次使华夏民族振作和强悍起来。后来，元朝末年，华夏大地上涌现出一大批狼一样强悍的起义领袖，就是这次输血的直接结果。

    蒙古民族后来的败退，原因与北魏、辽国，金国一样。再强悍的游牧民族一陷落到世界上最广阔的华夏农田和农耕之中，以及套上儒家精神枷锁，经过几代以后狼性就必然软化。由于在世界上华夏的农田最广大最深厚，它的软化力量也就最强。蒙古民族在世界上建立的四个汗国中，以在中国建立的元朝败得最快。中国汉人只用了八、九十年就最先把蒙古人赶回草原。

    朱元璋明朝的胜利，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华夏农田和儒家对蒙古民族强大的软化腐蚀作用；第二，蒙古民族对汉民族的强大输血。

    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就是在经过输血的华夏大地上诞生的中国杰出帝王，在他们的身上具有汉人中少见的狼性性格，具有像狼一样的凶猛、智慧、顽强、残忍、气魄和雄心。朱元璋能像唐太宗那样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占领南京之后又不像后来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洪秀全那样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北伐。而是派主力大举北伐，攻下大都。尔后，取四川、定云南，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他杀违纪的大将、贪官以及功臣也毫不手软，手段残忍。燕王朱棣身处与蒙古狼性骑兵交战的第一线，锤炼出狼一样的性格。他篡权夺位果敢血腥，还开创了“灭十族”的残暴先例。但是朱元璋和朱棣具有真正的狼性，不像他们以后的明朝皇帝，只敢对百姓凶猛残暴，而不敢对强敌凶猛征战。后代明朝皇帝不是草原狼，而是典型的中国黄鼠狼，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鼠性十足，耗子扛枪窝里横！

    为了恢复中华大业，打击退回草原的蒙古骑兵，朱棣敢于把帝都从温柔富贵之乡的南京迁移到军事第一线的北京，而且一生竟五次率兵亲征，直到病死在征伐的归途中。一个在位皇帝能够戎马一生，“马革裹尸”，这在汉族王朝的皇帝中绝无仅有。

    两位强悍进取的大明皇帝与北宋南宋的软弱无能**的帝王形成鲜明对比。而这种狼性性格在汉唐以后的华夏这块农耕土地上是很难生长出来的。蒙古民族的强大输血，不仅造就了朱家帝王父子的强悍性格，还造就了一大批狼性猛将，像徐达，常遇春等等都是汉唐以来罕见的大智大勇的汉族军事将领。明朝盛期，疆土扩大到东北黑龙江库页岛，西域和西藏。除蒙古草原以外，基本收复了汉唐时期的国土，一扫汉族在汉唐以后的颓势。这次汉民族的复兴真应该感谢蒙古民族的慷慨献血，感谢狼图腾精神在华夏土地上的一次复活。

    然而，从性格上讲，受血者总是弱于输血者。初期强悍的明朝仍然没有战胜蒙古北元。狼性草原是蒙古骑兵力量的源泉。当蒙古骑兵一退到草原，很快就凶猛骠悍起来。明成祖五次亲征，除第一次获胜外，其他四次收效甚微。相反，蒙古骑兵屡屡重挫明军，击败徐达的主力大军，全歼丘福率领的十万大军，打得明朝修了200多年的长城。最惨的是，土木堡一战，蒙古瓦剌区区两万骑兵全歼明英宗亲自率领的50万大军，并生俘大明皇帝英宗。要不是于谦率军民奋力死战保卫北京，元朝还可能复辟。此后，农耕民族的羊性旧病再次发作，宋明理学又使民族精神一蹶不振，大明王朝日益衰弱，关外几千里国土再次丢失，直到被满清灭亡。还要提一句的是，一直被现代史家称颂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大军，同样不堪一击，被强悍的满族骑兵所消灭。汉民族经过元朝蒙古民族输血所得到的一点元气再次耗尽。汉民族终于无力独木支撑中华大厦。而不得不把中流砥柱的重任让位给强悍的游牧民族——满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