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意思的是，鲜卑拓跋像蒙古草原狼一样爱动脑子极善学习，他们对汉文化极为痴迷，第一次表现出草原民族在文化和制度上开拓进取、勤奋学习的民族性格。在冯太后和孝文帝时期，大力倡导全民族学习汉文化并与汉族通婚，甚至几乎达到全盘汉化的程度。后来几十万鲜卑迁都洛阳以后，完全使用汉语汉服汉制度，甚至将鲜卑姓改为汉性，例如将皇族拓跋氏改为长孙氏。让南朝汉人来使分不清是到了胡国还是到了汉国。

    需要说明的是，草原民族对汉文化的主动接受是有深刻的种族根源的：一是，汉文化中有至高无上的天崇拜，也就是腾格里崇拜，而汉文化中的天崇拜本来就是来源于草原民族的腾格里崇拜，是炎黄先祖从草原带到中原的原始崇拜。因此蒙古草原游牧民族的最高崇拜与汉族天崇拜文化不仅不冲突，反而因原始崇拜的亲缘关系而情感亲近。后来蒙古本土的蒙古族最终没有接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接受藏传佛教，是与蒙古族和汉族共同的最高天崇拜有很大关系。因此汉族接受了哪种外来宗教，蒙古本土的草原民族也就接受哪种外来宗教；二是，汉文化儒学中也具有早期儒学遗留下来的强悍进取的游牧精神，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强健不屈精神也颇合草原民族性格和狼图腾精神；三是，儒家全力维护“天子”，也就是“腾格里之子”的皇权。总之，汉文化本来就是游牧民族来到农耕地区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因此，当后来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农耕大地之后就不必在文化上从头开始，只要把游牧先辈和后辈的文化成果拿来即可。当然，后来蒙古族和满族都看到了汉文化的缺陷，在接受汉文化时做了不小的取舍，并增添了许多游牧文化的内容。

    还需要说明的是，传统观点认为游牧民族虽然可以在武力上征服中原，但是汉族却可以用汉文化征服游牧民族，这实际上是一种大汉族主义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最大的错误在于否定了最根本的非文化因素——华夏农耕土地的征服作用。华夏广阔的农田能够征服和软化古代任何武功强悍的游牧民族，华夏农田的征服作用远远超过文化上的作用。而且，游牧民族被汉文化征服的观点也否定了汉文化中的游牧成份，否定了汉文化中的游牧民族的部分所有权。实际上游牧民族并不是被动地被汉文化征服，而是游牧民族主动地选择了汉文化。

    鲜卑拓跋的改革相当成功，北魏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剧增，国际交往频繁，一派东方大国强国的风貌。而且文化发达，佛教盛行，云岗、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的大石佛至今令人景仰。使昏庸**、内乱短命的南朝汉族国家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以致于后来的中国人大多知道大名鼎鼎的北魏，而对同时期南朝汉人的宋国和齐国知之甚少。北魏和南朝的鲜明对比，说明华夏农耕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已开始暴露出它的致命的羊性软弱性。游牧民族以强悍进取的性格一旦集合起整个民族的力量，抓住一次机会便可以武力入主中原，再经过短短的几代，就可以把华夏民族花费几千年时间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学到手，甚至还超过你一头。而缺乏强悍进取精神的汉民族，虽然文化比草原民族先进，但是它不得不依靠定期或不定期的输血为生。如果几百年不进行一次大规模狼性血液的输血，它的骨头就软得难以支撑华夏大厦。古言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实际上真正的“王者”就是游牧精神和性格，而某个具体的王者就是游牧精神和性格的某个代表人物。

    鲜卑拓跋统治北中国长达一百多年，这次草原民族对华夏农耕民族的输血和混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所谓输血和混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在游牧精神和性格上对农耕民族的深刻影响。所谓“输血”，也就是游牧精神的输入；二是种族混血杂交，增强民族杂交优势，和增加新性格人群的数量。“五胡入中华”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战乱，洛阳焚毁，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锐减。战乱又造成华夏民族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据史料记载，中州，也就是中原，大约有六七成的汉人逃往江南，这又进一步地减少了北中国的汉族人口。此后源源不断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尤其是鲜卑族，便填补了空荡荡的中原和空城洛阳。《中国通史简编》说，“照江统《徙戎论》所说，关中人口百余万，氐羌和鲜卑等族约占半数。”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到洛阳时，就迁来鲜卑文武百官和军队，连同他们的家属和奴仆，总数不下100万人。为了学习汉文化和增加人口，鲜卑统治集团亲自带头实行鼓励鲜汉通婚的政策。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游牧民族获得了财产和权力上的优势，就可以广泛地通婚纳妾多生子女，使得游牧民族在种族人口繁殖上也取得超过汉族人口增长优势。因而，经过北魏和整个北朝长达260年民族输血和杂交混血，北中国实际上已成为游牧民族与汉族在数量上大致相当的民族混合地区，尤其以鲜卑族的数量和影响为最大。

    这次民族输血和混血使得再一次被农耕软化和羊性化的华夏中原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又一次被激活，再一次强悍起来。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华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输血和混血，对农耕民族来说是一件痛苦和残酷的事情，但却又是对“中国病”的绝对必要的抢救性治疗。客观地说，没有这一次长期广泛的输血和混血，就不会有后来伟大的隋唐。

    北朝之后的隋朝，由于刚刚经过长达260多年的五个游牧民族的狼性血液的输血，中原民族实际上已经是由数量众多的鲜卑民族、和其他游牧民族、汉族、以及汉族与草原民族混血后代所组成的混合民族，而在统治上层，鲜卑族的数量、成份和影响占更大的比例。例如，隋朝朝廷充满鲜卑族官员，连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都是鲜卑人。因此，在隋文帝时期，中原民族性格强悍，文化发达，又是一次狼羊结合较好的时期。从民族成份上讲，隋朝是汉族和以鲜卑为主的游牧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朝代。

    因而，隋朝又是一个强悍进取，有创造，有作为，了不起的朝代：实行均田制，开凿大运河，首创科举制，击败拥有40万骑兵的强大突厥，结束中国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战乱和分裂，建立起国土辽阔的统一国家。

    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北方经过游牧民族入侵长期战乱破坏，本该在国力上落后于未受异族入侵的南朝。事实上恰恰相反，在南朝，汉族执政的宋齐梁陈一个比一个腐朽黑暗，软弱无能，内讧短命。南中国的汉族政权后来被大隋朝轻而易举地灭掉。

    从此以后，在古代中国又出现一个规律：受到过游牧民族输血和混血的北方中原，无论被战乱破坏的多么严重，但大多可以灭掉或收降南中国汉族政权，而南中国汉族的最后政权则无一例外地都被北方中原轻易灭掉。此规律的适用性还可以上推到秦。从秦灭楚吴、魏灭蜀、晋灭吴、隋灭梁陈、宋灭后蜀南唐吴越、元灭南宋、一直到清灭太平天国。此规律证明，游牧性格大大强于农耕性格，强悍性格是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决定性因素。纯农耕的南中国一旦丧失了残存的炎黄游牧精神，又得不到新鲜游牧精神的输血，也就丧失了民族的脊梁，即便有发达的文化和经济也无法捍卫自己的国土、保障自己国家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