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战线一直维持在荆襄一带，帝国的其它地方并没有经历战火，所以，在各种战争政策的刺激下，南北双方的工业反而比战前有了长足的发展，帝国也开始走向了初步的工业化。南北双方海军的对抗使得帝国海军的人才辈出（与英吉利的纳尔逊齐名的帝国海军名将李长庚（1751——1816）就是这个时期出现在南方海军中的，当时军神袁崇焕（1780——1853）还只是帝国南方政府马六甲海峡舰队中的一名普通低级军官而已），作战经验也越来越丰富，这使得重新统一后的海军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强。或许，这也是战争给帝国少有的好处之一吧。

    历史跨入19世纪后，明内战还是没有完结的迹象，工业的畸形发展更加印衬出帝国社会中因战争带来的其它后果的灾难性。濒临崩溃的国内经济使得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都逐渐无力继续承受这场战争，人们逐渐开始厌倦这场战争，但南北双方在这么长时间内积聚下来的矛盾是无法在瞬间糅合的。

    战争的转机出现在1808年。这一年，北方的前年才登基的皇帝突然驾崩，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指定继承人，这个时期北方皇族中也没有能够服众的人物。一时间北方的政局陷入混乱之中，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了北方的军队，因为主持荆襄前线军政大局的铁腕将军杨遇春坚持着自己不涉及政治的信念，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专心于军务。双方军事上还在互相对峙，似乎表明一时间谁也无法吃掉谁，但无力继续维持战争的南北双方已经开始在暗中进行接触，试图用和平手段结束目前的战争状态。经过长达一年艰苦的谈判，双方在互相妥协之下达成了一致意见。

    1809年，明第二次内战结束，南北重新统一，南方的皇帝成为统一后的帝国新皇帝。资产阶级在新政权中zhan有一席之地，但并没有主导权，主导权基本上还是掌握在贵族地主们的手中。不过，为了防止贵族地主们利用他们的主导权再次发布对资产阶级不利的政策，资本家们成功地迫使新明成立初期建立的摆设性的议政院具有了实际上的意义——拥有了帝国的立法权。在议政院这个并不为贵族地主们看重的机构中，资本家的代言人们获得了近一半的议席，从而使得议政院这个帝国的立法机构很难通过对资产阶级不利的任何议案。南方皇族在这七十年中与资本家们建立起了比较亲密的关系，因此才有了以上的这些变革。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明帝国政府已经初步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初步的君主立宪政治。

    从1811年开始，明的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但致力于国内恢复的明并没有无视外部世界。明乘这个时期欧洲大陆陷入战乱无暇东顾的机会，出兵收复了被英吉利占领缅甸和暹罗，甚至进一步占领了全马来亚半岛，打通了与明在南洋最重要的“贸易点”、马来亚半岛南端的新加坡的陆上联系——从1750年代开始，新加坡就已经成为明对南洋控制权的标志和核心。在明内战期间，英吉利、法兰西多次试图乘机夺取这个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咽喉的战略要地，但都被当时属于南方政府的马六甲海峡舰队配合新加坡驻军击退。当时作为一名普通水兵在海峡舰队中服役的军神袁崇焕（与新明初期的名将袁崇焕同名，但并不是同一个人，一个是活跃在17世纪中期的广东人，一个是在19世纪向全世界展现世界第一强国海军风采的江苏人，现代有些不了解历史的人一直会把这两人混为一谈）就是在这一时期展露头角的。

    19世纪，明牢牢控制住了整个东南亚地区，但这期间也不是一直平安无事的。争夺缅甸的第三次明英战争（1840——1841）、争夺菲律宾的两次明美战争（1849——1850、1879——1880）都是在这一时期爆发的。当然了，这一时期明也没有进行战略收缩，明海军在军神袁崇焕的带领下，将出海黑龙吞日旗（1840年确立为明的国旗和海军旗，这比日本确立太阳旗为国旗晚了一年）插到了遥远的非洲大陆甚至加勒比地区，期间多次与英吉利、美利坚、法兰西等国家的海军作战过而无一败绩。袁崇焕也因此被全世界公认为帆船时代海军的第一人。1870年代欧洲大陆上德意志第二帝国统一战的幕后，也有明帝国人的阴影。

    外部热闹，明内部也不安静。大多数贵族地主不甘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新兴资产阶级越来越多的侵蚀，多次试图将资本家们的代言人从明权力中心赶出去，可都失败了。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段时间内，明国内政局一直很平静，但在这平静的水面下，贵族地主们的愤怨越来越大。明国内的政局被英吉利、法兰西等国家的政治家们感受到了，他们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削弱明帝国实力的机会。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年，明第三次内战正式爆发。英吉利人在这其中是“居功至伟”，因为给予原本处于劣势的贵族地主们以资金、技术和情报支持并鼓动他们发动内战的正是英吉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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