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昌五年，大庆王朝北京城一家茶馆的门匾旁，挂着“勿论国事”四个大字。

    只是茶馆的包间内，还是不时传出了一阵阵抨击朝廷的声音，而这些大放厥词之人，都是各大书院中的青年学生。

    对此，似乎茶馆的老板和小二们，都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好像是因为听得多了，还能说上几句朝廷为什么不对，又该怎么做的话！

    不过，也只是在逗趣罢了。朝廷怎么样他们不关心，也关心不上来，倒是那些财神爷别给他们惹来麻烦才是。

    “勿论国事”，这四个大字，也就是这两年才开始挂上去的，早先新帝登基的时候，对这些书生到处吵架，议论国事，还是不管的。

    只是从三年前开始，似乎是皇帝陛下觉得这样有辱斯文，甚至不少大臣也是如此，一开始是邸报上开始有大儒批评，然后很快，在一众文人的请愿之下，京城就开始禁止文人书生，甚至是书院里的学生，在大庭广众之下议论国事了。

    当然，明面上的公告自然不是这么说的，但所有人都明白，朝廷就是这个意思。这些年也有人抗议过，但事情最终闹到了大理寺，也是不了了之了。

    茶馆老板其实觉得这样也挺好。国事他不懂，但是自从皇帝陛下下了旨意之后，他家茶楼的包间，几乎是天天订满，生意好到不行。不然，他还赚不到那么多钱开第二家分店呢。

    为此，茶馆老板还特地花银子疏通了督察司的小吏，又让小二时刻盯着，才确保了茶楼包间里的客人不会被突然到访的督察司抓走。

    黄宗羲和王夫之如今正面对面坐着。如今，他们一个是文渊阁大学士，上达天听，同时也是大庆思想界的泰斗；一个是湖广，乃至整個南方思想届的领袖，甚至和南藩的文人也关系密切。

    隆昌二年，督察司要暗杀的南京的一个激进学者，最后追到广州的时候，和李世子的车队撞上了，由此爆发了南藩和朝廷二十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甚至传言南藩在广南的驻军，都开始调动了。

    虽然在新帝的当机立断之下，事情最终得以顺利解决，都察司的五个杀手在广州刑场被公开处决，南藩找回了面子。而那个激进的文人，也在“废君主，兴天下之法”的呼嚎声中死在了北京的闹市之中，罪名是“私通南虏，妖言惑众”。

    但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隆昌皇帝开始收紧了舆论，特别是涉及到政治思想这一块，各个大学和书院，也同时加强了管理，但明面上的那层窗户纸，还没有捅破，更加严重的事情，也暂时还没发生。

    一来，这些都是孙可望主持下设立的制度，新帝刚刚即位几年，根基未稳，还不敢胡来；二来，皇帝陛下决定的许多事情，都需要交由内阁审理。若是内阁驳回了，那皇帝也不能让六部官员执行。

    大庆王朝经过孙可望二十年的统治，政治体制比起明代，既有继承，也有许多方面的改革。

    首先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独立出六部和原本的中央架构和《大庆宪律》的颁布，形成了专门负责民事审判，官僚监督和维护《大庆宪律》，制裁违宪行为的三个部门。

    虽然庆国人仍就将之称为“三司”，但“三司”早已经和前朝不同，伴随着“新三司”确立的，还有改革之后的衙役体系，大理寺更是成为了制约皇权的急先锋。

    当然，这一过程中，还有黄宗羲等人的“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思想在民间如火如荼，而孙可望在很大程度上的放任，也使得这方面的思想变革渐渐成燎原之势。

    明末是一个思想十分发达的时期，特别是各种民本思想，反君主专制思想，法治思想，政治制度变革思想，如果有合适的土壤，必然可以更进一步，在西学东渐的契机下，甚至还能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只可惜，满鞑的屠杀和愚民政策，文字狱，抹杀了所有的可能。但如今时代变了，所有的这些可能，又将焕发出新的光彩。

    如果历史一定会按照原本的轨迹发展下去，那研究历史，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蝴蝶的翅膀尚且能够扇起龙卷风，更何况是如此庞大的力量改变。

    是人在创造历史，还是历史在塑造人？

    或许，只能说是相互作用。物质的，自然的规律不会改变，只能被发现，总结，这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人，却是时时刻刻在变的，个人的人生尚且会因为不同的选择而迥然不同呢。

    历史从来没有什么必然，但规律一直在运行，猜得多了，自然就有人对了。本质上，恐怕只是概率，甚至是随即概率。

    而孙可望蝴蝶的翅膀，还在继续发挥作用，他的选择，也在不断催生出让他的继承者头疼不已的各种异端者。

    任何变革都不是孤立的，司·法的改革伴随着的是公民议会的建立，而公民议会，正是从各省的书院中独立出来的，相对应的，这一过程还伴随着教育部的成立，礼部的分化。

    大庆在迈向“全民”之前，首先实现的是有产阶级的“公民议会”，这是切实存在的国情限制，也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

    而这一过程伴随着的是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士农工商皆国之本”的思想运动浪潮，以及在孙可望的推波助澜下，成立的各行会，工会。“公民议会”以某种形式下沉到了这些地方，但实际上仍旧是有产者在掌权。

    而且，这个县-府-省三级“公民议会”，其实权力并不非常大，而且和朝中的官员们关系错综复杂。距离孙可望追求的民·主，还差的很远。

    虽然最底层民众的声音还是传达不上来，但至少皇权不再能任意践踏一切，那些所谓的愚民贫民困民政策，所谓的文字狱，思想禁锢，不再可以肆无忌惮的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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