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授田者，都必须缴税（奴婢减半），另外奴仆并不用服兵役、徭役，这对于大地主来说也有很大好处。

    不过，由于时代的发展，当时的奴仆数量已经不太多，因为皇帝需要增加服兵役、徭役之人。

    所以，皇帝多次下令释放奴仆为良民，包括高洋也曾经几次下旨，其他两个国家也差不多。

    高殷改制对租调也有新的规定，民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

    租调以一床（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垦租二石，义租五斗（义租：是为了灾荒年使用，朝廷是不能动用的）。

    奴婢纳平民的一半。每头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

    户部郎中颜之推虽然已经担任新职，不过要正式交接之后才能走，所以这次依然是由他汇报。

    而且根据当时的习惯，吏部任命的官员在赴新任之前是要面见皇帝的。

    “……陛下，三长制改革，成效十分显著，虽然很多邻长、里正有抵触情绪，不过影响并不大。

    毕竟党长、党副都是乡里的大户，他们的利益并未遭受损失，因此政策比较好执行。

    至于括户，难度非常大，这几个月仅仅检出三万余隐匿户。根据臣的估计，全国至少应该有三四十万户隐匿户，也许还有更多。

    还有，流民、僧尼的处理几乎没什么进展，臣办事不力，请陛下责罚！”颜之推说道。

    高殷听罢，心想，一百户还是有十五丁免役，这比例过高。

    按照自己的想法，将来还得给它降下来，比如国家统一之后，可以减少一名党副，这样就可以节约两丁。

    五位闾长加上一位党长，管理一百户人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这些人在当地都很有势力，作为统治者来说，绝对需要仰仗他们的管理。

    还有一点，根据商鞅的驭民五术理论：（弱民、贫民、疲民、辱民、愚民），在封建制度下，不可以让老百姓日子过得太安稳，要让他们处于一定的疲、贫状态。

    否则百姓就安于享受现在的生活，不愿意当兵，没有进取心，如此军队就缺乏战斗力。

    比如唐代，贞观中前期军队还有战斗力，因为那个时候老百姓还在进行积极的恢复建设。

    而到了贞观后期、高武时期，虽然人口大量增加，国家变得更加富强，但是军队的战斗力却慢慢走下坡路了，接连打了好几次大败仗，最初的节度使就是这个时候产生的。

    到了唐玄宗时期，军队战斗力更不行，经常被北方的契丹小族打败，如此一来节度使迅速壮大，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因此，作为一个皇帝来说，商鞅的驭民五术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然要把握好一个度，否则，老百姓吃不饱饭就很容易发生动乱。

    不过，据有人研究，国家发生大动乱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天气与环境的变化，从而引起粮食大量减产，另外一个原因是人口大量增加，老百姓吃不饱饭自然会反叛。

    这种大动乱与统治制度关系不太大，因为任何一个朝廷都会保证老百姓的基本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