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不把话题说的那么大。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理想，都希望通过适合自己的有效的途径，大展宏图。一个人，不管到了那个级别，他照样还是有自己职业理想的，不过，就是因为他有行政级别，所以大家很难理解。如果要是一般人，离开就离开了，不应该也不会产生什么大的社会反应。”邢文杰说。

    “这倒是。”张智点头道。

    “所以，不是还有人用段子调侃，说哪个地方有个人辞职的时候还写了一首诗，也就是顺口溜吧，我记得其中有一句：咬牙递一纸辞呈，去多金的市场遛遛。”邢文杰说。

    “这说明一些体制内的人辞职理由就是因为收入低。但我觉得，牛铭一绝对不是这个原因。”张智说。

    “对。而且也绝不像有些人议论的那样，说牛铭一是看到了自己晋升的天花板了，所以不愿继续在体制内浪费时间。退一步，就算是有这种因素在里面，可是，同样条件的人，有几个敢真正迈出这一步。对吧。”邢文杰接着张智的话说道。

    张智又一次点头表示认同，然后略带思考地：“现在大多数从体制内出来的，去向基本都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控股的上市公司，下海的方式也不再是过去的那种停薪留职，而是辞职或者提前退休。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种变化，恰恰最能解释牛铭一做出的选择。一个人无论是选择创业还是从政，他进行权衡和考量的标准，主要是自己的职业理想和物质诉求。无非就是这些。但有时，职业理想和物质诉求又是鱼与熊掌的问题，所以，牛铭一果断辞职，是职业理想在主导着她，她没有因为物质诉求，而选择其他的给自己留后路的做法。”邢文杰说。

    和邢文杰聊了大半夜，让张智由牛铭一联想到了他自己。

    此时，躺在床上的他，思绪很跳跃。

    他想到了他来开会之前，给他的研究生开会时讲到的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就在不久前，两位曾经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位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八十七的美国人奥利弗·史密斯教授，另一位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他们先后与中国的青年分享了各自的科研经历。

    史密斯教授说他来中国的前两天，还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进行着一项最新的研究。

    他说在美国没有法定退休年龄，只要能够提供证明，表明自己还有能力继续工作，就可以像他一样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

    他十分感谢他所在研究所的领导和同事，感谢他们允许他不参加那些与自己的研究无关的事情，感谢他们让他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他所擅长的领域。

    这个史密斯教授还提醒年轻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科研上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乐在其中，充满信念。

    杨振宁也提到研究环境对一个科研人员的重要性。

    杨振宁在怀念邓稼先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自己国家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却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锋芒毕露。

    邓稼先则真诚坦白，从不盛气凌人。

    杨振宁认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的原子弹工程；而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的原子弹工程。

    杨振宁说，当初选聘他们的人，可谓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杨振宁特别强调，即使是天才，也只有在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下，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创造力。

    张智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别说获得遥不可及的诺贝尔奖了，他眼下连“乐在其中”都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奢望。

    在一个现代开放的社会，官员辞职都已经是一种正常的人才流动。

    可自己呢？

    哪里才是能够让自己发挥出最大的潜能而又最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呢？

    这一夜，张智让自己失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