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中华军另一支主力战兵营银狼营也在夸兵演武，都统领黄志每日亲自督促手下演练阵法。同样，皇帝下旨三支亲兵营在银狼营东面扎营，也摆出渡海作战的态势。最为关键的是，皇帝在此设立了一个假御帐，在黑海游弋的奥斯曼帆船能轻易发现。假做真时真亦假，皇帝张平安战前布局一出手，成功吸引了奥斯曼帝国的目光。就在中华军广布疑阵调兵遣将之际，帝国皇帝张平安却在御帐内翻阅万里之外帝国朝臣们写来的奏章。从臣子们写来的奏折中，引起了皇帝张平安极大忧虑。帝国建立不过短短二十余年，富足安定的生活使得奢靡之风盛行于各个行省。开阜最早的台湾行省，富裕豪绅每年都要举行南北斗花魁大戏，各路勋贵子弟和豪商在此比斗中都会花费六百万两白银，就是要选出当年最漂亮的妓女，而帝国一年收上来的税赋不过一千三百万两。

    这还仅仅是个例，据驻防南京侦缉处都统领许义安上的密折，南京秦淮河选花魁花费比台湾行省还多。张平安这次御驾亲征，帝国朝廷除了供给枪弹外，只提供补充兵员和少量战马。战争的巨额花销，过半还是皇帝自掏腰包以及沿途劫掠。即便如此，帝国朝廷户部多次上奏，说是帝国财政不堪重负快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朝廷的这点税收银子除了给官员的俸禄，还留有治理黄河与淮河水患的银子。至于说留守帝国的军队饷银，来自于各藩属国上缴的贡金。这些贡金本属于皇帝的私房钱，却成为帝国军费来源。帝国总理大臣龙进贤和副总理大臣陈默涵，曾经在廷议时数次提出增加商税规模，但遭到了群臣们的激烈抵制。皇帝张平安当然知道这帮不要脸的朝臣为何要反对，他们基本上是帝国既得利益群体的代言人。立国之初，皇帝张平安需要打压南方读书人和大明南方土地豪绅，科举考试向北方破奴城地域考生倾斜，这使得朝廷官员过八成来自破奴城地区。这些朝臣为了稳固其在朝廷的话语权，每逢科举考试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设立门槛让破奴城考生得益。虽然这些手段遭到了帝国南方考生们的反抗，但刀子永远比脖子硬，书生造反根本就没有成功的机会。

    皇帝张平安一直很反感征收农税，商税自然就成为帝国主要税赋。帝国商税主要出自破奴城地区那些先富裕起来的海商，他们家族的子弟当了官，肯定要想方设法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其实，早在帝国五年，国家税赋就已经达到千万之巨，远超前朝税入四百万。特别是皇帝张平安在北方有自己二十余座黄金矿，即使皇帝常年在外用兵也没有出现财政危机。皇帝能挣钱也间接懈怠了朝廷户部征税的能力，反正户部一没有钱就向皇帝叫苦，让皇帝张平安掏私房钱补充财税收人不足。让张平安稍微安心一点的是，帝国官员贪污受贿的人并不多，这点还是他设计的监察制度和高薪养廉起了作用。有好消息张平安也高兴不起来，他担心帝国安逸日子过久了，外敌入侵士不敢战，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偌大疆域毁于一旦。负责监国的皇太孙张思贤，在国家财赋困难之际耍起了小聪明。张思贤为保皇太孙位置干起了韬光养晦的勾当，朝议不发表意见，奏章不表明其态度。仅凭这两点，皇帝张平安就感到非常恼火，他认为张思贤不是一个敢于担当勇于任事之人。

    国危思良将乱世念忠臣，翻读奏章多日的张平安，从海量平凡无奇的奏折中找到了一抹亮色。中华军粮食六成来自天竺国，其余部分从占城走海路集中运往前线。天竺国土著百姓生性慵懒，种粮食耕种技术差不说还不会精耕细作，要不是气候好土地肥沃天竺国不知道要饿死多数人。帝国统治下的天竺国，汉人用战刀和皮鞭教会了土著新的耕种方法。天竺皇帝张尚仁没有废除当地的种姓制度，在他的操弄下汉人则成为超越所有种姓的人上人。在对待中华军征战所需粮食上，张尚仁带着几个儿子亲自前往天竺各地征粮，确保了中华军远征粮草供给。张尚仁从不为因征粮困难向父皇叫过苦，也没有上过一次奏折为自己表功。据暗藏在天竺侦缉处和情报处城候密报，天竺国因过度征粮引发五次较大民变，都被张尚仁派军镇压下去。有了对比就形成伤害，皇孙张思贤的不作为，让张平安再一次起了换储心思。